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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戮者和他们对自然的敬畏
发布时间:2018/1/19

       (转载自豆瓣读书)

       

       如果我们不是追求“列书单报菜名”式的阅读,虽然并不是苏联文学中最广为人知的作家,但阿斯塔菲耶夫是很值得一看的,就如同肖洛霍夫写出了顿河流域哥萨克民族的史诗,托尔斯泰和普希金以及无数作家沿着俄罗斯文化的中心伏尔加河寻找灵感,而阿斯塔菲耶夫有他的叶尼塞河,这位探讨大自然和俄罗斯民族心灵的传统派作家,出生于远离莫斯科的被伊凡大帝于十七世纪所征服的西伯利亚,在阿斯塔菲耶夫一生最重要的作品《鱼王》和《树号》中,他不厌其烦地描绘着这片接近北极圈的森林,和人们最真实的生活。

 

       西伯利亚在成为苏联的流放之地之前,鲜少有记录的历史,关于其名称一种比较被广泛接受的说法是西伯利亚这个词是鲜卑的音转,俄罗斯和西方的叫法源于此。而《鱼王》中数次提到的以渔猎为生的埃文基人事实上就是中国的鄂温克族,在十七世纪,数个此类的狩猎少数民族被驱赶或征服。俄罗斯扩张的方式是通过哥萨克,哥萨克人来到帝国之外,通过皮毛交易和定居了解当地的民俗和政治关系,然后以沙皇的雇佣兵的形式占领了大片的土地,最终征服了西伯利亚汗国,俄罗斯族移居此处,而这之后就是阿斯塔菲耶夫笔下的《鱼王》了。


       阿斯塔菲耶夫有着十分独特的描写大自然的笔触,他写夕阳:“等到天色渐渐昏暗下去,森林后面的一角天空像一个抹上了碘酒的烧伤的伤口那样,完全失去了光亮。”夏天中林子里最最可怕的蚊蠓,“这不是那种贵族元老气派的俄罗斯蚊子,先要低吟慢唱,手舞足蹈个够了,然后才懒洋洋地叮你一口。不是的,这种北方的,饿瘪了的,肉眼几乎看不见的野性十足的东西,一下子扑上来,一声不哼地碰上什么就叮螫什么,这能叫长角鹿踣地不起,能使人痛苦万状。”


       《鱼王》的独特性还在于对于边缘的极少为人注意到的渔猎文化和生活的记录,进入农耕文明之后,渔猎文化作为落后的社会文明基本很少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即便涉及,也带有“文明人”对它的猎奇和想象。阿斯塔菲耶夫不仅仅再现了以打猎,打渔为工作的人们的生活,他写出的是在极端残酷的自然环境下,人们的道德选择和生存哲学。比如,《鱼王》中几个故事都写到了猎人们的狗,而他们对狗的态度,与李娟笔下的哈萨克牧民十分类似。现在城市人和中产阶级对狗是宠溺以及拟人化的养育,狗穿着可爱的小衣服和小鞋子,是作为宠物的存在;而在猎人和牧民的生活中,没有呵护这个概念,只有强壮和有用的才能存活下来,狗作为合作伙伴而不是宠物,也因此看似没有温情的冷酷的对待,才是把狗当作平等的和最重要的合作伙伴。


       另一个独特性在于,即便是在苏联这个体系中,《鱼王》中的人物和故事是非政治性的,非阶级性的,不带有社会属性,也不带有民族性,每一个人都是出于纯粹的目的在过活,他写的不是劳动阶级或埃文基人的故事,而是一个个个体的故事,书中作者对于为了追求经济利益的滥杀十分痛心,但是我认为把这看作是对现代意义上的环保主义的提倡是一种误读。与如今流行的环保主义,再生能源,拒绝皮草,保护野生动物这些概念完全不同,阿斯塔耶夫笔下的人们一直在打猎,杀戮,以渔猎合作社的形式结合,以卖皮草为生,这在如今被看来是不环保的,但是人类为了生存而进行的非滥杀性的杀戮,到底又是谁有资格批判呢?我想起李娟的《春牧场》中,哈萨克斯坦的牧民杀羊的时候会念祈祷词:你不因有罪而死,我们不因挨饿而生。正是如此。阿斯塔菲耶夫对大自然始终保持着敬畏,这才是真正的环保主义背后的逻辑:“原始森林依然是那么雄伟、庄重、安详。我们自以为是支配着自然界,要它怎么样就能怎么样。但是,当你一旦窥见了原始森林的真面目,在它里面待过并领略过它医治百病的好处以后,这种错觉就会不复存在,那时,你将震慑于他的威力,感受到他的寂寥虚空和伟大。”

        事实上,阿斯塔菲耶夫对与他的老乡和同类们始终有着一种隐隐的喜爱和宽容,当然,在书中,几乎每一个男性人物都曾经因为花光路费和公款喝酒而误事,也十分狡猾,当他们看到那些城里人夏天来到森林露营并打算钓上一大票鱼的时候,那些靠打渔为生的人们就跑来和城里人说渔汛还没有到,需要等上几天,然后日复一日在城里人的营地一起喝光了他们所有的伏特加,事实上,那些大鱼一直在河里游着呢。在《鱼王》这篇中,打渔人捕到了一条巨大的鱼王,但是这不是老人与海式的故事,不是关于力量,荣誉和英雄的故事,而是在即将被大鱼拖入水中同归于尽的时候,这个壮汉的忏悔,为一件他年轻时候曾经残忍亏待过的一个无辜的人。善与恶,忏悔与宽恕,这是俄罗斯文学中最永恒的主题,而阿斯塔耶夫更倾向于善,他的着眼点是在人们行为的纯粹的人性和道德价值,这种时候,行为的社会价值也退到次要的地位。在渔业合作社中,渔夫们无偿供给村中没有依靠的孩子们食物和庇护所,阿斯塔耶夫用了大量篇幅详尽地描述了打渔归来大家一起煮鱼汤分食,一顿热乎乎的鱼汤给每个人带来的接近天堂般的快乐让人如此印象深刻,“叔叔伯伯们即使说不上感到幸福,至少也体验到了一种内心的快慰,而这种感情事只有当一个人做了好事并且因意识到自己尚有做好事的能力而感到内心充实的情况下才会产生的。这就意味着他这个人对于亲近的人、对于家庭、对于已经消逝的那另一部分生活来说,还不是一无可取之处的。”


       在八十年代第一次出版的时候,因为种种原因《没心没肺》这一章被删掉了,阿斯塔菲耶夫童年生活在劳改营附近,政治犯,“破坏分子”,罪犯和大批无辜的人被遣送到西伯利亚,“劳改营逃犯,他们绕过了一座一座城市和一个个大乡镇,躲开了强盗、偷窃和抢劫。古人还守着条没写下来的西伯利亚规矩:“不问逃犯和流浪汉的来头,只给饭吃。”他记下了幼时看到听到的西伯利亚劳改营发生的事情,为了节省口粮和避免在冬天冻土上掩埋尸体,劳改营管理者欺骗病人和体弱者更换到条件更好的营地去,然后当他们在零下几十度的树林中行进的时候,他们都没有发现慢慢地身后已经没有了押送的人。这个版本的《鱼王》首次完整地全部出版,
阿斯塔耶夫无法解释人们的这种恶,他仅仅是记录了下来。

       阿斯塔菲耶夫并不是一位批判者,但他是第一位把西伯利亚这篇土地如此栩栩如生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以至于激起怎么说也要去看一看的想法;他偏爱那些每日不停艰辛劳作勉力为生的人,还有那些即使身上只有一件衬衫也会脱下来送人的人,而也正是这些使我们意识到,把生命中得到的东西当作理所当然是多么地让人难以忍受的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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